若提及坊巷中惯会写情书的人，你可能会想到林徽因，却未必会想到她的老爹林长民和徐志摩，这两个大男子间，竟也互通过情信。
当然，这只是他们在“恋爱游戏”里“角色扮演”，一个装作有夫之妇，一个装作有妇之夫，通过假装写情书，互相获得一种“万种风情无地着”的情调，虽然算不得真，却是他们友谊深厚的见证。
其实要说两个文人，交情好到要为对方“写情书”，这在坊巷里也不是个例了，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陈襄和苏轼。
苏轼，众所周知的宋代大文豪，天下间慕名欲与其结交的人何其多，然而“入得了心”，又能得一片相知意的却何其少。最贵是相知，最难亦是相知，此话是不假的。
难得的是，苏轼与名士陈襄之间的交往，可算是“知己”之交的一个典范。
陈襄，字述古，家住三坊七巷的塔巷。北宋理学家、“海滨四先生”之首，仁宗、神宗时期名臣。与郑穆、陈烈、周希孟并称“海滨四先生”。
自晋、宋以来，闽都学风盛行，所谓“行到人家尽读书”，特别是被誉为“福州文化之根”的三坊七巷，文气蒸蔚，尤多高第，吕祖谦之诗“路逢十客九青衿，半是同袍旧弟兄。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”，说的就是坊间读书的盛况。
而这样的为学风气，是跟海滨四子的“首倡之功”分不开的。四子——陈襄、周希孟、陈烈、郑穆，在闽地“以兴学养士为先务，以明经笃行为首选，精研五经，明礼重义，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。”因而《宋史》载：“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……谓之‘四先生’”。
海滨四子除周希孟外，其他三人都居于三坊七巷，陈襄在塔巷，陈烈在郎官巷，郑穆在文儒坊。
居于塔巷的陈襄被冠以“海滨四子”之首，以德行才学为人称颂，他与苏轼相差二十岁的“忘年交”，更是古往今来人所津津乐道的逸事佳谈。
北宋熙宁四年，苏轼因弹劾新法改革，得罪了王安石，自请出京后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。次年，陈襄也移知杭州，做了苏轼的顶头上司，由是，开始了两人的友谊。
杭州为水乡，这里的百姓历年饱受水患之苦。苏轼《钱塘六井记》载，“熙宁五年秋，太守陈公述古始至，问民之所病”，作为上司和下属的陈襄和苏轼，在一起探讨治理方案，配合默契，共同解决了杭州的水旱问题，在民间广有*声。
除了悉心处理*事之外，陈襄和苏轼经常结伴出游。趁春未老，相邀出城寻春；秋赏木芙蓉，同感其拒霜高洁意；为爱西湖好，于是留下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诗篇名句……
都说苏轼是豪放派词人，他的词是“须让关西大汉弹着响亮的铜琵琶，敲着铮铮作响的铁板来唱‘大江东去’”的，但是他写给陈襄的诗却极尽缠绵痴绝。
“芳意十分强半在，为君先踏水边春。”“今岁东风巧剪裁，含情只待使君来。”“太守问花花有语，为君零落为君开。”从苏轼的遣词中，可见两人情谊笃厚，至真至挚。
北宋熙宁七年，陈襄被调往别地，将离杭州时，苏轼作了好几首送别诗相赠，如:
“归路晚风清，一枕初寒梦不成。今夜残灯斜照处，荧荧，秋雨晴时泪不晴。”与君凄然相别，泪意潸潸，不随秋雨晴。
“使君能得几回来？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。”此去经年，自是相聚时难，别亦难。君与我，便且一醉方休吧。
不唯如此，苏轼的“深情”是超越我们想象的。一首《江城子·孤山竹阁送述古》，更借了“闺中女子”的缱绻心意，向陈襄表达自己的惜别留恋之情。
翠蛾羞黛怯人看。掩霜纨，泪偷弹。且尽一尊，收泪唱《阳关》。漫道帝城天样远，天易见，见君难。
画堂新构近孤山。曲阑干，为谁安。飞絮落花，春色属明年。欲棹小舟寻旧事，无处问，水连天。
“无处问，水连天”，云又迷漫，水又迷漫，不知离人见这，可会一望一心伤？
而令人感慨的是，陈襄与苏轼的这段友情，并没有因分隔异地而阻断。此后数年间，他们始终不绝音信，在诗以赠答间，叹事已非，忆旧日游，恳切绪绪，俱是感念不已。
“春阴漠漠燕飞飞，可惜春光与子违”，也许所谓的美景，必要与知己同赏，才不枉“识见春风面”的快意和欢欣。
对于陈襄和苏轼，杭州的岁月或许正像是一枕春梦，一晌贪欢后，唯有“望望山山水水，人去去，隐隐迢迢”。
不过，那又怎样呢？曾酣畅恣意地喝酒，曾无所顾忌地谈心，那些感发于真心的情意，也化作纸间笔端的诗意，俱皆是关于人生飞扬或沉落，得意或失志的个人境遇里，最美好的安慰和归依。
此后的年月里，纵然肃秋寒冬的风刀霜剑不可免，却可在深心里“与君同栖春深处”，共此一份襟怀和明媚。我想，这对千年前的知己，他们也一定时常保留着这样的感怀和希冀吧。
注：部分图片资料来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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