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本文
朱东润，江苏泰兴人，我国著名教育家、传记文学家、文学史家、书法家。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。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齐鲁大学等。建国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，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。他在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尤有建树，著有《张居正大传》、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等。本文节选自他的《朱东润自传》，讲述他调任复旦后教学上的趣事、见解和感悟。谨以此文表达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期许和敬意，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！
20世纪60年代初朱东润与复旦大学师生合影?
朱东润：执教复旦
授课方面，当时要学习苏联。那时中文系主任是郭绍虞，但是郭先生主张虽多，却不轻易假手于人，平时不大过问，过问的是刘大杰。这位刘先生有才干，为郭先生做了很多事，但既不是代理主任，也不是副主任。倘使用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名词，我想也许可以称为都点检。刘先生再三吩咐我们，说是按照苏联经验，上课的时候，凡是没有成为定论的见地，一概不能提出。既然是学习苏联了，当然按照苏联经验办事，一切都有老本本，说得直率一点，这也是本本主义。解放以前，我们东奔走，西奔走，为了糊口，教授不像教授；解放以后，想不到又来一个本本主义，我们东抄抄，西抄抄，为了糊口，教授也不很像教授。
我到复旦以后，第一学期分配的两门课程，一门是为外国文学系开的中国文学史，还有一门是配合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的作品选读。一次授《诗经·采薇》。这一课不难，好在有本本可据，第一是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，第二是朱熹的《诗集传》，这都是公认的本本。至于什么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当然不敢问津。我已经由于读到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，追求《离骚传》的问题吃过大亏，现在更加有都点检可证，不能把未经公认的见地搬进教室。
不料我按照本本讲过《采薇》以后，一位学生蓦地站起来发问。
他说：“按照讲授，‘一月三捷’是打了三次胜仗，但是上文说‘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启居，玁狁之故’。下文又说‘岂不日戒？玁狁孔棘’，‘我心中伤悲，莫知我哀’，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，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？”
这位学生瘦瘦的个子，戴了深度近视眼镜，说话的时候，多少带些口吃，但是还不算口吃。说完以后，他好像是完成了项任务似的，安详地坐下去了。问题提出来了，也提得很好，全班同学没想到会提出这样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，大家一考虑，实在没有胜利的气氛。一双双眼睛都瞪起来向着讲坛上的我。
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，提得使我理解到复旦大学中文学生中还有追求真相，几句空言搪塞蒙混不过去的人。在这里授课也就不枉了。
年朱东润在其子朱君道的泰兴中学毕业纪念册上题词
我说：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以前《毛传》说：“一月之中，三月胜功，谓侵也、伐也、胜也。”这是很肯定地说是三次胜利。朱熹对于这样的胜利，觉得不十分可靠，因此说得宛转一些，说是“庶乎一月之间，三战而三捷尔”。这样一来从肯定的语气说成是假定的语气，比《毛传》灵活一些，但是和全篇的气氛还是不能合拍。这都是公认的看法。我自己也有看法，但是这样的看法没有正式提出来，当然不能算是定论。既然问到这里，我不妨提出来，作为参考意见。这里“一月三捷”的“捷”字，据我看，只是一个假借字，本字应当是“寁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寁，居之速也。”用现代话讲，是搬家搬得很急。“一月三捷”实际是“一月三寁”，也就是说一月之内，接连换了三次据点。在周宣王和狁的战争里，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，连同上下文的那种气氛看，这三次据点的转移，很可能是由于战事不利，迅速向后退却的原故。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注家都说成三次胜利呢?一则作品用了假借字，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；二则周宣王已成为“挟中兴复古之德，雄南征北伐之威”的偶像，那就不能不说成三次胜利，只有朱熹用着假定的语气，说得比较灵活一些，但是也不过灵活一些而已。
最后我还郑重地指出这是我的看法，不能作为定论，只是因为提出疑问，所以作为参考，希望大家好好地考虑。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章培恒，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*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，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。
章培恒
在教学方面，苏联经验固然造成一定危害，但是在考试方面的危害，那就要更加十倍显著。解放以前，一般地讲，及格升级是一件寻常的事。那时经常是“前门高，后门低，中间一路笑嘻嘻”。前门是高的，因为投考的人多，容量有限，所以不得不高；但是没有录取的学生东家不要西家要，照样可以升学。
解放以后，有了统一招生的制度，学生可以不必东跑西跑，这是一个优点。入学以后，由于学习苏联期终考试，便是一道难关。经常有二十道复习题，临考时候，逐一面试。我还记得到复旦以后的第一次期终考试：五十人的大教室，教师坐在角落里，四边空空如也，一位学生进来，按照二十张题签抽取一条，那就得滔滔地把答案背出来。行了吗？没有。教师还可以追问，经常是问两条，名为是在试题的范围以内，那就要看教师的认识了。考试完毕，共同商量评分。这是极民主的了，但是学生事前得到指示，不得争论分数。事实上争论也没有用，因为决定权在教师手里。经过一场考试，尽管时在严冬，学生常常搞得汗流浃背，走出教室，不管是三分五分——那时百分制废除了，用的是苏联搬来的五分制，——学生总是如释重负。
这是说的一班大学生，年以后，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，这也是从老大哥那里抄来的。我手上举行过一次，按照规定，敬谨举行。事前要做毕业论文，这并不稀奇，大学生毕业要缴论文，何况研究生。出奇的是答辩。那时的规定是考试委员三人，其中一人是指导教师，一人是本系教授，一人是校外专家。三位委员，每人一张公案，都是上座，旁边一座是研究生，下面是本系听众，教师不一定都来，同学是一大群，多半是吸取经验，以供日后参考。时间到了，考试委员就座，研究生就座，情况真紧张。每一位委员都有追问的责任，这种责任也就是他的权利，问呀问呀，问得研究生满面通红。特别是校外专家，提不出问题，还算什么专家?于是也就必然地要问呀问呀。我学习很不够，因为是指导教师，所以也就滥竽充数，是一位考试委员，在其他两位委员发问，得到明确答覆以后，就匆匆地发了几个问题，匆匆地进行总结，不仅这两位研究生如释重负，我也同样地如释重负。下午二时开始进行，看看太阳已经逐步西下。研究生的学识如何，由于我的地位，不便夸许，但是他们的健康情况，居然经得起如此的折磨，也就可以推重了。
年朱东润所书“木芙蓉歌”篆书条屏四幅
不仅如此，除了考试以外，平时也要查问。据说这是为了巩固学习，完全是必要的。这个办法，我在中等学校教课时，是经常用的；后来到大学教书，总觉得一则自己要争取时间，把自己学到的一点浅薄的知识，向学生交代出来，二则也觉得大学生读书是对自己负责的事，教师用不到过分追求。当然这是由于我的躲懒，我的不负责任；但是我总觉得古人所说的“优而游之，使自求之”，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。柳宗元在《桐叶封弟辨》中说“不当束缚之，驰骤之，使若牛马然”，是有他的见地的。但是在学苏联的指导原则上，这样做是不行了。我只有按照规定，在上课之初，用十分钟时间，向学生提问，要求解答。
不仅要折磨学生、研究生，教师对于教师，也不放松。年我担任系主任以后，也常遇到这类问题。但是我懒，像父亲躲债一样，总是向后推。那时已有副系主任了，还不止一位，负责规章制度的副系主任和我说了，这一次很严重，脸色从焦急中透露一丝笑容：
“助教同志和新任讲师已经由我考试过了。”
“好、好，”我说，“是应当考试的，费心得很。”
这位的脸绷紧了：“但是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的考试工作要请主任今天执行一下。”
我使出从前逃学的办法，说：“好、好，能不能推迟一下?”
副主任郑重地说：“都已经通知了，就在上午。”
没有办法再推，我只有慷慨执行了，因此说：“好吧，就考试吧。”
试场安排在会议室里，讲师们和新任副教授们都坐在那里等待着。他们不清楚是笔试还是口试，当然我也不清楚。
没办法，我只有从容就位了，但是和副主任谈过以后，我心里已经有一个谱了。我说：“同志们：按规定，助教同志、讲师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这学期都得经过一次考试。考什么呢?我想诸位各有专长，精心研讨，很难用同一的问题进行测验。我想能不能各人把这一学期学习的经过和研讨的心得叙述一下，作为考试?倘使诸位同意的话，就从我开始，请求诸位指教。”这个考试方法完全出于副系主任的意外，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考试方式，也就不可能违反考试方式。这样我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，也解除了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一种威胁。
英国留学时期的朱东润，猜猜左边还是右边？
（本文节选自朱东润《朱东润自传》一书，标题系编者所加，对原文进行了一些改动和删节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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