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古时期的中原大地，河流纵横、丛林茂盛，可以想象原始先民们除了捕食野兽之外，河海之鱼也一定是他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。
之后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，人类的思维水平不断进步，鱼也渐渐超脱出简单的物质层面，而进入宗教、文学、艺术等文化领域，成为了人们精神生产的对象。
在鱼文化的发展过程中，唐朝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，盛世之下，食、器、医、文等各个层面都充斥着大量“鱼”的身影，“鱼”俨然成为了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
食疗之用
相比于鱼的其他功用，人类食鱼的历史最为悠久，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鱼干、鱼酱之类的使用方法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鱼的做法也不断改进。
唐代食鱼之风气较为盛行，鱼的做法更是花样百出，鱼鲊、鱼鲙、鱼炙、蒸鱼等食鱼方法层出不穷，制作方法也更进一步，令唐代的食鱼文化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比如的“玲珑牡丹鲊”，是将鱼片摆成牡丹的形状，然后用盐和红曲米进行腌制，等腌熟了之后就会张开，犹如初开的牡丹，形美味绝，可以称得上是唐人鱼鲊中的最佳代表作。
白居易的《桥亭卯饮》有云：“就荷叶上包鱼鲊，当石渠中浸酒瓶。”鱼鲊与酒是唐人心中的最佳饮食伴侣。
鱼炙是唐人食鱼的另一种重要方式，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炙，炮肉也。从肉在火上。”鱼炙其实就是烤鱼。《酉阳杂俎》中有提到，唐人烤鱼是将鱼切成片来烤，烤熟后再加入花椒、盐和各种酱料进行调味，而烧烤也是唐人吃海鲜最常用的做法。
此外，唐人还喜欢蒸鱼和煮鱼，比如李郢《阳羡春歌》中提到的“煮精蒸鱼作寒食，”是用盐和糁将鱼腌制后，再与细切的生姜、橘皮、葱白、胡芹、小蒜等一起上锅蒸制而成。
杜甫《汉州王大录事宅作》中的“催莼煮白鱼”，具体做法是“羹一斗，用水一升，多着加之，益羹，洁隽甜美，下菜、豉、盐，悉不得搅，搅得鱼莼碎，令羹浊而不能好。”
而唐人最喜欢的鱼的做法当属“鱼鲙”，鱼鲙是将鱼肉细切成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直接生食，如白居易《春末夏初闲游江郭》“绿蚁杯香嫩，红丝脍缕肥”，唐人制绘，刀工绝妙，而且对鱼的品种要求很高。
唐人杨晔在其《膳夫经手录》描述到：“鲙，莫先于鲫鱼，鳊、鲂、鲷、鲈次之，鲚、味、魿、黄、竹五种为下”，做鱼鲙最好选用鲫鱼，但是各地风物不同，选材也各有各的偏好。
江南一带盛产鲈鱼，因而以鲈鱼做鲙是当地的特色，杨晔虽然认为魿鱼味道很差，但是岭南一带的民众却偏爱以魿鱼做鲙，《岭表录异》中有言：“魿鱼……广人得之，多为脍，不腥而美，诸鱼无以过也。”
俗话说食疗同源，唐代的“鱼”不仅在饮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，在医学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，具有治病防病、养颜美容的功能。
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浔阳有青林湖鲫鱼，大者二尺余，小者满尺，食之肥美，亦可止寒热也。”表明味道肥美的青林湖鲫鱼具有治疗寒热病的功能。而在《新修本草》中还提到鲫鱼可以解丹毒、治疗肠痈等。
鲤鱼也全身是宝，《食疗本草》中记载鲤鱼胆可以治疗眼热、青盲，鲤鱼鳞可以治疗产妇滞血，鲤鱼脂主治痫病，鲤鱼肠主治小儿腹疮，同时，熬制鲤鱼汤还可以减轻孕妇害喜的症状。
总之，鱼在唐人的生活中十分重要，不仅民间多食鱼肉，朝廷对于鱼的需求更加庞大，“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，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，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。”而且当时为了确保鱼类的可持续供应，还设置有禁渔期，每到冬春之交不得捕鱼。
器物之用
除却鱼的食用价值之外，鱼在社会物质创造领域也多有成就，唐代与鱼相关的器物不胜枚举，根据其功用大致可以分为政治器物和生活器物两大类，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文化内涵。
唐代上层社会中出现鱼元素最多的是鱼符和鱼袋，鱼符指朝廷调发军队、派遣官员、颁发政令时所使用的符节凭据，隋唐以前的大多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“虎符”。
而鱼符是在隋文帝时期才出现，《隋书》中记载开皇九年五月“丁丑，颁木鱼符于总管、刺史，雌一雄一。”又云：“丁亥，制京官五品己上，佩铜鱼符”，可知当时的鱼符与虎符有相同的功能，材质也是有木制有铜制。
唐朝建国以后为避祖先李虎的名讳，弃用虎符，起初是使用银菟符，是银制的兔形兵符，后来又以鱼形为符，使用铜鱼符，因为唐人以鲤喻李，寓意天下归李之意，而鱼跃龙门的传说或许也是唐人取鲤鱼形为符的原因之一。
除鱼形兵符之外，唐代官员还有随身佩戴的鱼符，用来明确身份，《唐六典·符宝郎》载：“随身鱼符，所以明贵贱，应征召”，不同的鱼符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地位，“太子以玉，亲王以金，庶官以铜”便是这一等级制度的写照。
鱼袋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装鱼符的袋子，同样有不同的规制，《新唐书》记载鱼袋，“三品以上饰以金，五品以上饰以银。”金制的鱼袋是高官厚禄的象征，与鱼符一样具有区分等级的作用。
从政治制度上看，唐代上层社会通过随身佩戴的鱼符、鱼袋，确立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身份等级，建立起太子、亲王、三品以上官员、五品以上官员的金字塔式的序列，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唐代政治秩序的稳定。
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鱼器背后的等级观念也多有显现，白居易有云：“悬鱼挂青甃，行马护朱栏”，悬鱼是一种用木板雕刻的建筑挂件，常常出现在古建筑之中。
但是唐代对悬鱼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，“非常参官，不得造轴心舍，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狱乳梁装饰”，表明悬鱼同样具有明确官员身份地位的作用。
此外还有贵族妇女才能乘坐的车辆——“鱼轩”，官府专用的官印——“鱼印”，高级将领常常使用的箭袋——鱼服等等，都折射出了唐代森严的封建等级文化。
不过鱼元素也不只存在于上流政治领域，民间日常所用的器物上也不乏鱼的身影，比如唐朝五代时流行的双鱼壶，“双鱼对腹连体状，双鱼嘴为壶口，鱼体作壶身，……鱼背脊间各有凹槽，槽上下两端有桥形系，可系绳”，是一种十分常见且实用的酒器。
还有唐朝墓葬中出土的，数量可观的人首鱼身俑。
人首鱼身的神兽形象早在《山海经》中就出现过很多，比如絺鱼、鲛人、陵鱼等等，而唐人又认为鱼有辟邪消灾的功用，于是出于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观念，将人首鱼身的陶俑当做镇墓兽一同下葬。
文学之用
唐代的鱼文化除了体现在物质层面之外，对当时的文学与思想领域影响也颇为深远，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鱼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美好的寓意，成为承载唐人丰富情感的重要载体。
唐朝的诗歌在抒发感情之时常常使用“鱼”这一意象，比如鱼玄机的“芙蓉月下鱼戏，螮蝀天边雀声。人世悲欢一梦，如何得作双成。”这里诗人是通过鱼的嬉戏玩闹来比喻男女之间欢愉的爱情。
岑参的“昨见双鱼去，今看卿马归”是借“双鱼”来表示男女婚配，李白“昔作一水鱼，今成两枝鸟”是以鱼水之间的关系来形容过去恩爱的感情，时至今天，“鱼水之情”、“鱼水之欢”也常被人们用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感情。
当然“鱼”的意象不仅能够指代爱情，还能够形容友情，孟郊《赠李观》一诗中有云：“谁言鱼水欢，水竭鱼枯鳞。”他将自己与友人的关系比作鱼水之亲，用鱼水分离来形容离别之苦。
还有孟浩然的《送王大校书》：“尺书能不吝，时望鲤鱼传”，这里是借用乐府诗中的“鱼传尺素”的典故，来表达对朋友的思念，希望远方的好友能够多和他写信，联络感情。
此外，鱼与水还能够暗合君臣之间的关系，正如武则天曾说：“君臣德合，鱼水斯同”。杜甫的“稍令社稷安，自契鱼水亲，”便是借用鱼水之亲来表明良好的君臣关系是社稷安定的必要条件。
“鱼”文化在唐代得以繁荣，自然也会影响到当时最兴盛的小说体裁——唐传奇，在众多文人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中，鱼被赋予了人性的魅力，由此创作出了各种类型的传奇故事。
其中报恩类型的有柳祥《潇湘录》的“汾水老姥养鱼”，讲述的是汾水老姥养了一条通灵红鲤鱼，鲤鱼离开时留了一颗珍珠，五年之后汾水老姥的儿子重病，珍珠变成了丹药，救了她儿子的性命。
与之相反，《续博物志》中的赵平原则是因为与朋友一起捕鱼，放纵地享受全鱼大餐而被鱼神抓走恐吓了一番。
此外还有鱼化人形，以托梦的形式请求免遭五鼎之烹的故事，和人化作鱼形，在梦中被杀害的故事，通过人与鱼之间的转换来告诫世人不要造杀孽，这一类故事大约是与当时流行的佛教因果理念有一定的联系。
精怪作祟的故事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萌芽，比如《传奇》中有一则故事讲述高昱夜间偶然听到鱼精的对话，第二天又看到鱼精杀死过河之人，于是告诉了道行高深的道士，最终道士逼迫河中鱼精迁往东海，除掉了祸害。
总之，唐代的鱼文化异彩纷呈，不仅在饮食文化、医学文化、风俗器用和文学中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，而且推动了鱼文化的进一步发展，对后世的文化演进影响深远。
